保贤锣鼓产生于对牛的图腾崇拜。据传，保贤锣鼓最早起源于明朝神宗年间，当时保贤的屠宰业刚刚兴起，所宰的牲畜以牛为主，人们同情并敬仰牛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，一生为人类辛勤劳作，当衰老力尽时还把皮肉都奉献给人类享用。所以当人们临下刀前总会鸣锣击鼓，口里念念有词，祈祷牛快快升天投胎转世。有时杀出大块牛黄来，人们也会敲锣打鼓放鞭炮庆贺一番。那个年代迷信盛行，每当天旱无雨，人们便用锣鼓开道，抬爷请神，求雨驱灾。逢年过节更少不了锣鼓助兴祭祀求福。最初只是用小锣小鼓，不成章节也没有规范的曲谱，只是几个简单的鼓点，红火热闹而已。后来经一位稍懂音律的韩秀才收集和整理了几个套路，所用锣鼓的大小和音色也有了一定的讲究，初步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阵容。

　　到了清朝中叶，经几代人的努力传承和不断完善，保贤的锣鼓艺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。有组织有规模，表演时通常由三个壮汉击鼓，另有一群人边打锣击钗边手舞足蹈变队布阵。这些人平时各忙各的，一旦有大富人家遇喜事需要助兴或逢年过节、正月十五闹红火，他们便召集在一起打闹一番挣点份份钱。当时在周围十里八乡已经有了些名气，经常受聘外出表演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保贤人同全国人民一道生活在连续战乱和灾荒的水深火热之中，人们连性命都难保，终日为生存奔波，哪有闲情去闹红火，锣鼓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民国建立后，保贤的锣鼓艺术又有一度短时间的兴起，但由是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保贤锣鼓又重新走向低谷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对文化生活有了需求，然而，那些会打锣鼓的人们早已过世，只能根据几个老年人回忆他们儿时的耳闻目睹，只言片语地念叨给村里爱闹红火的人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保贤才重新捡拾起久违的锣鼓艺术，可惜没了昔日的辉煌，只能打些诸如“四六句”、“扭秧歌”、“牛斗虎”、“老八锤”等简单的段子来勉强应付一下不得已的场合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富裕起来的保贤村民，在丰富的物质生活背景下，更需求丰盛的精神文化生活。于是由曾任过保贤村支书的梁吉贵牵头，由曾在文水县实验晋剧团任副团长及音乐设计的杨启才组织，结合韩寿全、武变儿、杜五儿等几个人，在2000年成立的“保贤东南隅农民文化活动中心”的基础上，于2009年又成立了保贤威风锣鼓队，由杨启才负责艺术传承、指导和训练。由于队员们都是初接触锣鼓，并且都是中年以上的家庭妇女，所以训练、学习起来异常的费劲吃力，但大家都能吃苦，几年来坚持每周训练两次，卓见成效。最初是以太原的威风锣鼓为基础，熟练掌握后，杨启才开始自己挖掘整理传统的保贤锣鼓艺术，构思创作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的锣鼓曲谱和表演动作。经反复推敲后再悉心教给队员们，融入到所排练的节目之中。

　　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追求，逐渐成熟和完善了具有保贤特色的独树一帜的保贤锣鼓文化。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由六十人组成的阵容参加文水县首届锣鼓大赛荣获三等奖的《庆丰收》。

　　该曲目由“玉兔迎春”、“春雨润田”、“田园劳作”、“喜庆丰收”四个章节十几个乐段组成。全曲节奏明快、抑扬顿挫、跌宕起伏、气势恢宏、意境连贯。铿锵有力的鼓点配以惟妙惟肖的表演动作，将各段落的寓意表现的淋漓尽致。充分展现了勤劳朴实的文水农民在田间垦、播、锄、收割的愉快劳动场面，以及丰收后欢欣鼓舞闹红火的热烈场景。深情讴歌了党和政府关注三农、支持三农的各项惠农政策，热情颂扬了全国人民在和谐中国太平盛世的大背景下，为实现中国梦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。观赏时既赏心悦目耐人回味又振奋人心催人上进。

　　保贤锣鼓队成立初期，原文水县文化馆馆长郝如钢老师也曾多次来保贤悉心辅导和训练，对保贤的锣鼓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　　如今，保贤的锣鼓文化在文水县也小有名气。每年，除参加全县的元宵节街头红火外，还参加百姓家的婚庆和企业、商店开张庆典活动，每年春节期间还到本村各企业进行慰问演出，用锣鼓特有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、积极进取，去追求美好的生活，尽快实现辉煌的中国梦。保贤锣鼓队会越办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