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关秧歌可以代表文水秧歌。说起文水秧歌，就不得不提祁太秧歌。祁太秧歌是晋中盆地，以祁县、太谷为轴心，辐射周边10余县的乡土小戏，是民间自编自演的小曲、杂说、歌舞、戏曲的综合体艺术。它以农村生活故事、民间习俗、传闻软事等为题材，以优美的曲调和表演形式，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。因此，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。它是山西省戏曲花篮中一支奇葩。文水靠近祁县太谷，语言基本类同，习俗基本相近，因此文水秧歌的发展渊源应该与祁太秧歌一脉相承，只是表现的内容更接近文水的实际。

　　祁县和太谷是明清以来天下的富县，民间有“金太谷，银祁县”的说法，这是因为富商多的缘故。晋商的足迹遍布全球，所以就将全世界的东西都往家里搬。 商人们从外边搬回来的贵重东西，有一样没有花钱，那就是秧歌。秧歌这个名称，一听就是插秧时唱的歌，祁县、太谷这一带从来不种稻子，怎么会有秧歌？可见是从外边引进的。据老人们讲，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跑，学会了唱当地的民歌，自然也就引回来了，人家在原产地叫秧歌，所以拿回来以后还叫秧歌。晋中一带的社火、民间工艺、儿童游戏等，种类出奇地多，也是商人们引进的。

　　在过去的农村，平时无任何文化活动可言，但农民有个习惯，就是在劳动时唱民歌，女的纳着鞋底唱，男的扶着犁拐子（犁的扶手）唱，借以排遣无聊，分散对疲劳的注意。商人们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秧歌，壮大了这里的民歌阵容。

　　秧歌的曲调很简单，通常一支曲子只有两句或四句。但用这一支曲子却可以唱多段歌词，述说一段故事，以民歌的方式存在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。随后由独唱发展到两个人的表演唱。起先，唱戏的时候，戏前、戏中（换装、换布景等）、戏后，都可以增加秧歌的表演，以填充空隙，活跃气氛，因而使秧歌与舞台结缘，直至形成专场的秧歌表演，逐渐发展起来，由日常生活到社火，再由社火到舞台，最终由舞台的帮工变成了主人。秧歌的民歌性质被改变，成为了一个地方剧种。

　　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，秧歌作品的内容总是反映着作者最为关心的事情。

　　与正统的戏剧团体不同，秧歌剧并没有文人参与剧目创作，其剧目的作者大都是秧歌班的演员，这更能保证其作品的原生态特质。剧目的素材都来自当地发生的一些有趣事情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部分情节等都是真的，例如《补凉袜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祁县，说的是财主王百万勾引了丫环崔兰香，将她娶为小婆姨（妾）。王百万的妹妹王月英则以补凉袜为由而勾引了长工程宝林，被崔兰香发觉，为了封口，王月英唆使程宝林强奸崔兰香，崔兰香其实也喜欢程宝林，三个人反而成了友好同盟。崔兰香一出场的唱词是：

　　家住在城东塔寺儿上，小奴家的名儿就叫崔兰香。

　　俺爹（就）爹把厨工当，俺家的妈妈她奶娃娃，奴与那财主家里把住奴奴当。

　　男当家的年纪正年轻，女当家的疯瘫瘫她（就）不能动。

　　疯瘫（就）瘫她不能（哇儿）动，铺褥（就）叠被得奴支应，因此上俺三人就在那一盘炕儿里滚。

　　到夜晚睡觉吹熄（哇儿就）灯，男当家的耍笑他（就）没轻重。

　　拽胳膊，抠手（就）心，抱住（就）奴家他要成亲，

　　一时间没主意就把他应（哇儿）承。

　　将这样的真人真事搬上舞台，其创作过程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，既是艺术快餐，也是新闻报导，当然是很能讨观众喜欢的。

　　在过去，秧歌根本没有剧本，演员上了台可以做发挥，任由他加油添醋，越演越精彩，这也是情节简单的秧歌剧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秧歌的曲调也没有严格的记谱，在一个大的轮廓下，一人唱一个样子，一段唱一个样子，演员有许多个性化的处理，这也是秧歌音乐的魅力所在。

　　《算账》旧版本两段唱词是：

　　那一天大街上（呀）铜（呦）锣（哇儿）响，大街上铜锣（就）响，为妻我出的（就）打听嘎。

　　巡夫乡丁他到咱家，家家（就）户户都纳钱粮。

　　九十五个铜钱儿我（就）给你纳了钱粮。

　　那一天来了隔壁子的二（呦）大娘，

　　二大娘，二大娘，来了她坐到了咱炕上。

　　清早坐到（这）晌午大，她说（就）她家里没钱花。

　　七七七，八八八，七七（那个）八八她尽管说，

　　铜钱儿我借给了她整一百（呀）。

　　秧歌的作者都是地道的下层民众，没有文化，这就决定了其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，堪称民间文学艺术的瑰宝，其原始面目具有历史化石的价值。作为一份厚重的材料，可以从历史、社会、心理、文学、语言等诸方面传达给人们大量可贵的信息。

　　例如《偷南瓜》，在衬字行腔“丢得儿丢得儿，丢得儿丢得儿依大丢，得儿哼嗨依大丢，哼嗨得儿丢……”上做足了文章，高亢激昂，声嘶力竭，花样翻新，神功鬼斧，能把人乐得死去活来，活来再死去。

　　又如《打冬凌》：

　　待受我今年三十大几，问了个对象在胡庄儿村里。

　　问时七八岁，今年一十四，自问上也没郎见过我的婆姨，

　　也不知道俺婆姨娘可喜不可喜。

　　我有心去看嘎我的婆姨，二老爹娘他打得不教咱去。

　　一来怕花钱，二来怕惹事，这叫我想一个甚的主意？

　　这叫我想一个甚的主意？

　　简短的两段歌词，就生动地勾勒出了当时包办婚姻的一个荒唐案例：三十大几的待受（“待受”这个名字是“喜欢劳动”的意思）和胡家庄的一个女孩子订了亲，女孩七八岁时订的，现在十四岁了，但两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。他想去看看自己的未婚妻漂亮不漂亮，但父母亲却“打得”不让他这个三十大几的后生去看。这位“待受”既勤劳可爱而又傻得不能提的形象被一个“打得”二字表现得活灵活现，而女方可是正处在女大十八变中的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这桩荒唐婚事的悲剧色彩不言而喻。

　　再比如《苦伶仃》：

　　家住在文水（哇儿就）城，鼓楼（楼楼）东里有家门，

　　小奴家名儿就叫田秀英，苦命的人。

　　俺的爹爹命归（哇儿就）阴，家留下那妈妈上年纪的人，

　　手儿里无有一两银，受了贫穷。

　　俺的妈妈妨主（哇儿就）星，把俺们就许配给了那水秀村，

　　遭上些厉害的公婆们，他打卷俺们。

　　公公打，婆婆骂，坏了心的小姑儿她乱抓挖，

　　我有心投河奔井（就）死了它，还舍不得那小冤家。

　　这四段唱词，是过去当“媳妇”的女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听得能让人下泪。

　　再比如《卖绒花》：

　　刘二（就）小（呀）我苦命的娃，

　　死了（就）亲妈又遭上后妈，

　　这吃穿二字（就）娘不管个咱（唉嗨嗨呦呀），

　　从小儿我学会（就）卖甜瓜（呀）。

　　这段唱词描绘出了一个遭上了后妈的苦命孩子，其可怜境况其实还不如没娘的孩子，虽然有爹有妈，但“吃穿二字娘不管咱”，从小儿就得种瓜卖瓜。他上场的一段念白更是能让人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：

　　我的名儿刘二小，不知道三个多来两个少。

　　刘二小我贫苦娃娃，坷垃地里安了二亩甜瓜。

　　白天里鸦雀儿嗛，黑夜獾子咬，急得我二小子可地里跑。

　　我明里跑到黑了，黑了跑到明了，只害怕狼虎把我吃了。

　　刘二小我年纪不大，跑到凉树儿底歇了个凉凉。

　　俺爹过来，掏出他的蔫务黄瓜，咯嚓地给我二小子就搁上。

　　他说：“二小子，二小子，你可不要告了你妈。”

　　我在俺妈跟前小说小道，俺妈返回来就和俺爹打闹。

　　还有大家熟悉的《看秧歌》片段：

　　家住（哇儿就）太（呦）谷住沙（哇儿就）河，

　　北洸村（他）搭起那（台的）台台唱秧歌。

　　咱姐妹走一（哇儿就）回，又害怕老天爷爷不丁对。

　　耳听得（就）南山阖里响了一声忽（哇儿哇儿哇儿）雷，

　　又观见那南山上起了股股云（哇儿哇儿哇儿）彩。

　　受祁太秧歌的影响，文水也有数百支曲调，有数百个剧目，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文化存在形式。几百个秧歌剧目，向人们展示的就是一连串如此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如此陌生的生活场景，对于认识这过去的一方水土，是其它的任何材料所不能替代的。祁太秧歌包括文水的秧歌在内，几乎是原生态的作品，其内容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挤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显得其材料的弥足珍贵。从内容到形式，都属于一种另类艺术，不可小觑。过去的农民们酷爱秧歌，就是被其内容和艺术的魅力征服的结果。编秧歌和唱秧歌的人不识字，但却不能说他们不懂艺术。对于内容，他们懂得猎奇，懂得表现生活。对于语言，他们懂得就地取材，懂得进行艺术化处理。对于表现手法，其各种修辞技巧被运用得娴熟自如，其效果令人惊叹不已。

　　南关秧歌是文水县秧歌的发源地。南关人称“秧歌窝”，据传在明末清初就流传开了。当时流行的秧歌叫“踩街秧歌"、“碰板秧歌"，也叫“古曲曲"。其曲调单一，结构简单，只有上下两句构成。一般在逢年过节，迎神祭祀和农闲季节演唱一番。或是在田间地头插秧、收割、种地劳动时随意哼唱。后来发展到走街串巷，在锣鼓打击的节奏中说唱日常生活，劳动见闻、古往今来等故事，边走边演唱。由此产生出现了一些文化艺人，使秧歌技艺不断得到加工、提炼和进一步提高。这一秧歌的演唱方式也从走街串巷逐渐登上了村里的土台台，土台很简单，或是村里自然形成的高地，或是临时用木杆简单搭成的台台，只挂一个幔帐。无弦乐伴奏，只有打击乐器：马锣、鼓、鼓板、饶钹、水铰等。角色也只有生、旦、丑三行。主要剧目有《偷南瓜》、《切草帽》、《追韩信》等。

　　嘉靖年问，在南关秧歌逐渐走上土台台的同时，出现了秧歌艺人杨万保。他是本南关人，私塾毕业，父亲经商。他从小酷爱文艺，读书时就迷上了唱秧歌。读完私塾后决意从事秧歌事业，辗转晋中各地投师学艺，结识了不少祁太各地的秧歌高手。他结合祁太秧歌的演唱风格，吸收其精华，与本地民间小调特点，融汇贯通，自成一派，形成了独特的文水南关秧歌。他的演唱与编创倾倒了文水一县人，被誉为“东有夏迁（南庄镇的信贤村，土话叫夏迁）旦，西有杨万保”，成为文水秧歌的支柱。而且他在交、文、汾、平、祁、太，乃至太原、榆次一带都享有盛誉。他编创的剧目有《偷山药旦》、《卖柴记记》、《捡麦根》等至今流传不息，人称“秧歌王”，他的徒弟主要有桥头的德宝则、大象的魏麻则、东旧的“一杆旗”，他的徒弟遍及文水，经他传授流行盛行的村庄有北徐、东旧、桥头、马村、孝子渠、牛家垣、方园、信贤等；在南关也培养了不少秧歌艺人，有武占熬、杨增耀、马连根等。

　　文水南关秧歌的形成与发展，与“祁太秧歌"艺人在文水一带的频繁活动，以及南关杨万保等人到“祁太”一带不停的活动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们互相学习，相互交流，杨万保艺名松鼠旦和马村的疤五儿(艺名)、文国富(艺名生有旦、夏迁旦)等人曾多次赴“祁太”演唱。因而文水秧歌，特别是南关秧歌，与“祁太”秧歌互相依充，相互融合，齐头并进，亲同手足，不可分割。

　　清末民初，南关秧歌传承人有：杨万保、武春金、二补头等人。民国期间传承人有韩四牛、杨成儿、马连根等人。解放初期传承人有杨旺、李生、杨德胜和韩玉等人。新中国成立后到五十年代其传承人有武根年、王志立、韩有、武德玉、王清林、武恩寿、韩玉等人。六十年代，南关举办了秧歌培训班，培养出不少秧歌新秀，有武占海、李树贵、赵吉生、武全维、李守唐等人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传承人有刘旺昌、马培深、武永维、刘汝昌、武安维、米风香、张吉梅、贺小琴等人。

　　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喜爱的演员闫大胜、武占海的“跌杂则”，给演出增填了意外的色彩，很是吸引观众。武占海还酷爱秧歌，他曾办过五年秧歌剧团，给秧歌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

　　南关秧歌的传统曲目以及现在流传的曲目有《换碗》、《偷南瓜》、《卖高底》、《割田》、《唤小姨》、《送樱桃》、《卖元宵》、《看秧歌》、《切草帽》、《缝小衫》、《墙头记》、《上包头》、《算粮》、《送丑女》、《游神头》、《十劝劝》、《洗衣计》、《卖烧土》、《卖柴计》、《卖豆腐》、《割青菜》、《游铁道》、《盘五更》、《断料子》、《劝戒烟》、《偷点心》、《打冻凌》、《清风亭》、《看铁棍》、《小姑贤》、《奶娃娃》等。

　　2000年正式成立了“南关秧歌票友团”，成员30余人，团长刘旺昌，下设了3名副团长，还有总监、艺术指导等。在刘旺昌的带动下，南关秧歌被列入文水县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项目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