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水混秧歌，即南关混秧歌。南关混秧歌，历史悠久，据推测始于明代。明末清初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，在过大年和过元宵节以及老百姓祈雨和喜庆丰收时最为活跃。很久以前，文水民间接麻衣仙姑时，有十八村的“红火”参加，其中著名的除了岳村鈲子和桥头大鼓外，就有南关村的混秧歌，在表演中十分引人注目。

　　南关混秧歌，它是一种不用固定舞台，随时随地可灵活地打地摊表演的民间“红火”。所用乐器有一面铜锣、一个响环、一面旋转旱伞、数面腰鼓、若干镟子和手锣、铙钹、水铰各一付。

　　演奏时，每人一件乐器，由铜锣开头，响环指挥，大伙围成一圈敲打。队员们头上裹着羊肚子白手巾，腰上拴着红绸腰带，演奏起来手舞足蹈，非常热闹。演员们最喜欢四六句表演，因为闹混秧歌唱词都是四句或六句，所以叫四六句。

　　后来在演唱实践中，也常有人打破这种传统格式，使之适应于内容需要，可长可短，运用自如。“四六句”保留了锣鼓曲中的欢乐部分，在说唱中发展了它具有曲艺特色的抒情部分，使之能够表达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。表演时唱词多为即兴发挥。

　　队伍里有上装扮相的演员。常常是刁泼霸道的老太太，“她”头戴洋钱边帽子，耳朵上挂着两个大红辣椒，用写春联的大红纸印两个红脸蛋儿，手里挥动着一把扫炕用的扫帚，扭起来总是跌跌绊绊。那双无法装饰的男人大脚和那张极力扁着的嘴巴，使其扭捏作态显得更加深动形象。有时是饱经沧桑的老头，他头包白羊肚子手巾，胡须上粘着特别夸张的假胡子，本已很深的皱纹上又重重画了几笔。他手握一个大烟袋，罗锅着腰，踩不上节拍的舞步，尽显其一肩的负担和一脸的愁苦。有时是滑稽可笑的丑公子，他头戴高筒毡帽，翻穿羊皮皮袄，两脸颊涂成白色，手举一个硕大的鸡毛掸子。鼓声一起，他总是蹦蹦跳跳最先上场，绕着圈儿把表演场子打开。正式表演时，他也没有固定的走位，跑动中，他一会儿模仿孙猴子，一会儿模仿猪八戒，表情和动作里透着灵气和智慧。这三个角色可以说是秧歌队的丑角儿，其动作要多夸张有多夸张，要多可笑有多可笑，每次表演都不尽相同，全凭他们临时发挥，在场子里随意地扭动、蹦跳，像流水一样，看似无形，实则有势。

　　当秧歌队伍某某字号时，歌手们即兴唱道：“某某字号真是好，金马驹儿驮元宝。驮元宝驮元宝，驮上元宝往进跑”。有触景生情即兴演唱的，如看见一串红花纸时，就唱：“初四四,十四四,抬头看见红花纸,红花纸,红花纸,写的四个黑字字”；也有带风趣味道发笑的,如:“初六六,十六六,天上飞的丢溜溜(即老鹰),丢溜溜,不习好，屙下祖宗一得脑(头)”。“高高头上一株柳，年年割了年年有，有一年，没啦割，一下长了桶儿来扑（音po，粗的意思）”。也有瞎唱的，如：“正月十五闹哄哄，瞎子拐子来观灯，瞎子观灯不见明，拐子走道地不平。”又如：“初九十九二十九，提上凉袜打烧酒，掌柜嫌我凉袜臭，打上烧酒水不漏。”

　　闹混秧歌唱四六句，不但专门的歌手唱，观众也有抢着唱的。不仅大人们可唱，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可以唱，唱词多用方言土语，朴实无华，极具地方特色。

　　南关混秧歌最动人的场面是响环、腰鼓、四六句、过街板有机结合紧密配合，令人兴奋不已。响环是专门打节奏，也是乐队的指挥。持响环者劲头实足，全体乐队队员都得听他的指挥。南关村民王绍杰(人称“放羊五”)是持环的好手。再一就是腰鼓手，有时两个有时一个，在队伍的圈子里游来游去，他们打得快慢，队伍随即跟上他们的节奏，打到高潮时，腿向前一跨。乐队就跟着他停下来。这时歌手就唱，唱完再打。南关有个李生(人称三虎儿)，是打腰鼓的好手。武德玉、王清林、四成儿混秧歌唱得最好。武贵荣、武宝荣的铜锣敲得最佳。闹混秧歌需要有个头儿，武根年是村里闹混秧歌的领头人，他还有一手打镟子的好功夫，人人喝彩。

　　“过街板”的唱法，有独唱，有对唱，还有多人唱，表演者灵活机动，随着乐队的音乐节奏，唱人物，表故事，抒感情，内容丰富，简洁完整。如“诸位同志不要吵，听我把三个女婿表一表：大女婿一脸疤，二女婿疤渣渣，唯有三女婿生得好，秃头上没有一根毛，三个女婿都来到，你看热闹不热闹!”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南关混秧歌搞得更加活跃了。逢年过节，慰问军烈属等都要在南关村和文水县城里大闹红火，吸引来许多观众，给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。

　　南关混秧歌到清末民国初期，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，其传承人有杨万保、武春金、武占鳌和“二补脑”等。到了民国期间，韩四牛、杨成儿、王绍杰、马连根等人继续发展传承。新中国成立前杨旺、李生、杨德胜和韩玉等作为传承人。五十年代传承人有武根年、高德福、武德玉、王清林、武贵荣、武宝荣、武万生、武恩德等。六十年代后传承人有武占海、李树贵、赵吉生、武全维、武士文等。

　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南关村的刘旺昌、马培深、武永维、刘汝昌、武安维等作为传承人，他们将南关混秧歌改为文水混秧歌申报，经批准，文水混秧歌已被列入文水县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项目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