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动群众 坚持抗战

——忆王家堡村的抗日斗争

离休老干部 王宪礼

我是一名农民出身的干部，今年八十四岁了。“七七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到我们山西，侵占文水、祁县时，我还是一个年轻后生。听老人们说：“亡国之奴还不如丧家之犬。”一想到这话，就产生了抗日的决心。因此，便自发地利用各种场合向群众宣传抗日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我们王家堡村驻着一位一二○师政治工作员黄杰武，他看到我积极宣传抗日，就找我谈话，给我讲共产党领导抗日的道理，使我的思想有了提高，并吸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经黄介绍，和文水早期的党员唐墉、殷裕同志接上了头。到一九三九年又和韩汝芳、石世芳、文政、魏范初等同志建立了联系，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。

一九三八年初秋，高粱刚刚红脸脸的时候，组织上通知我去东社曲里参加县政府召开的平川地下抗日人员会议，我于当日从开栅口子进了山，会议地址在崖底上面一个地方，在会上见到了顾永田县长，他很年轻，是南方人，但他讲话人们都能听懂。会开了三天，使我又明确了不少抗日的道理，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。顾县长给我们布置了工作。主要是发动群众，组织民兵，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。

回村之后，我按上级指示精神，组织了十一、二个民兵，经民主选举，选王梦根担任民兵队长，李本深（四七年牺牲在神堂村）任指导员。同时又发展了武华（已故）和王××（名字忘了）两个党员（一九三九年又发展了三个党员）。这样，在我们村不仅有了民兵组织，而且有了领导民兵的党小组。但那时不能暴露党员身份，仍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出现。

在我们发展党员、组织民兵之后，曾按上级指示割了两次敌人的电线。特别是参加了我军抢祁县北关敌人织布厂（战前是益晋公司）的斗争。这次行动是由工卫旅、牺盟会等共同组织的。我们王家堡的党员、民兵，在王家堡、胡家堡、水寨三个村动员了百十号人和九辆大车参加了抢布斗争。其他各村动员的人员和车辆也很多，随部队去了祁县。这次抢布，日本人没有防备，进行的很顺利。我没有去祁县，按上级指示，我带领十个青年负责汾河摆渡任务，保证抢布人员和车辆及时过河。那时汾河上没有桥梁，人与车都是用船摆渡。可是这个渡口上平时只有三个船工，还有两个闹嗜好，要他们担负这次行动的摆渡任务，困难很大。因此从王家堡、胡家堡抽了十个好后生，由我带领负责这一任务。一夜之间，车辆人马川流不息，将空车流过去，把实车运过来。这次究竟抢了多少布匹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抢的不少，取得了胜利。后来晋东南部队又抢过一次，但由于日本人有了准备，咱们的队伍牺牲的不少。

支援部队打仗是农村地下党组织和民兵的一项任务，协助抗日政府搞除奸斗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任务。民兵们经常在汾河渡口查询过往行人，在河边上埋雷打击敌人。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，经请示上级，一旦捉住，就地镇压。

王家堡村有个王国八，吃下料子闹下嗜好，跑到祁县给日军宪兵队当了汉奸，他知道王家堡抗日人员情况。村长王光喜，参加过西山训练学习，是抗日村长。一九四○年日军扫荡平川时，去到祁县西韩村他丈人家躲避，祁县日本人来这村搜出王光喜，要带上走，那里的群众和村长都对日军说王是好人，是走亲戚来的。日军就放了他。可是王国八告日本人说是“八路”，二次又把王光喜带走，在祁县来源村用刺刀捅死。后来王国八回村住在他本族哥哥三奴奴家，不敢出来。我知道后，叫上民兵队长，把队抓住，经请示区领导韩汝芳同志，连夜就活埋在村南地里。象这样收拾了的汉奸还有信贤据点里的瞎丁世，跑祁县城的汉奸阎长狗（水寨人）。铲除这些汉奸，都是事先向上级请示的。如果不铲除这些坏蛋，抗日工作就不能开展，抗日人员的生命就无法保证。

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，形势紧张，这时我们主要是保护我方工作人员，给他们找隐藏地点，送吃送喝。我不仅保护过文水抗日政府的成笃斋等同志，还保护过祁县铁壁游击队郭风云，有时把他们都安顿在上段我丈人家住。

一九四三年后形势有好转，我方队伍也在平川活动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又参加了西社的抢粮斗争。这次行动是一九四四的秋后，是我抗日政府和六支队研究决定的。我记得是侦察排长穆生金引的队伍从汾阳方向来的，赶天黑去到杨乐堡。区长文政同志布置各村动员的群众，准备的车辆。这次抢粮我也参加了。当天晚上，部队进了西社村，在护城沟边放下土袋子作掩体，和钟鼓楼上的日伪军打。抢粮的群众到仓库院，用石头砸开仓库门，一夜之间抢粮几十万斤小麦。

抢回的粮都寄存在老百姓家，因粮袋上印有个“米”字，怕日军来搜，我们布置群众把袋子藏好。有的人将口袋埋在地下，也有用绳子吊在烟囱半截处。果然第三天日军来了，挨门逐户地搜查。我村有个张文秀，外号二圪料，两个日军到了他家时，粮袋还放在炕下的炕洞里，日军要检查，他心生一计，把一些包破旧衣的包袱解开叫日军看，便将这些破烂倒在炕洞前，一包又一包地倒，挡住了炕洞口，日军没搜出什么，说：“你的，大大的良民。”日军在村里没搜出什么就走了。老百姓又把这些粮食运上山去。当然群众也分得吃了一部分。

西社抢粮之后，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转，我军打了不少胜仗。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。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，那时我的身份也暴露了，所以我脱产参加了工作。

回顾抗日战争的八年里，许多人一不吃公家的粮，二不穿公家的衣，担着生命的风险，从事抗日斗争，革命信心很足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不当亡国奴，就是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。

（穆照谦代笔）